蝌蚪的作文本

        大条城，又名北京，旧称北平。。。（待续）

最后说说幼儿园。

在如今这个“儿童成人化，成人卡通化”的年代，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娃，他老实、好静、怯懦、胆小到我当年那个地步。即使有，这样的性格也会被环境的大潮迅速改造或者掐死。那是怎样一种性格呢？我觉得我就是男孩中的女孩，女孩都比我男孩。妈说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坐着，老母鸡一口就把我手上的食物叼走－－再小的娃，总比母鸡大好几倍吧？母鸡都敢欺负你，我敢说有这样屈辱经历的人真的不多。

我出生在十一月，上幼儿园较多数孩子晚一年。即使是晚一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当妈把我托付给幼儿园老师自顾离开时，我还是哭天抢地的，我只记得当时似乎所有的老师都在拉我，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围观－－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完全因为当时的感受就是天之将倾，地之将裂，生离死别，末日当头。

相比之下，此后在幼儿园呆了多久，有哪些老师，有哪些小朋友，是否和丁忠在一个幼儿园，在幼儿园玩了什么，几乎已经淡忘殆尽。记忆中依稀尚存的几个片段，趁今天赶紧写下来，以供今后自我凭吊。

“找茬”是一个好玩的休闲小游戏，但在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中你要总是找茬，那你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我觉得我就是当年幼儿园那个小小的麻烦制造者，但老师们不知道，主谋是我妈，她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那时候幼儿园是不教儿歌的，教的是毛主席诗词，重点推荐曲目是《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但老师教我们时把“重上井冈山”念成“种上井冈山”，作为不明真相的学龄前儿童，我们当然不知道老师念错，都齐刷刷跟着念。念就念吧，我回家后偏要在妈面前炫耀，结果引得妈掩口胡卢而笑：“什么‘种上井冈山’？是‘虫上井冈山’！”我说妈你笑完就完了吧，又指使我次日去纠正老师的错误念法，就这样，妈的念法我也转达了，老师呢也没改－－换我我也不改，凭什么你一家长说的就是对的呀？那要是哪天另一个家长说应该念“大虫上井冈山”，那我也得信呀？我累不累呀。

有一次，爸从北京买了几本打仗的小人书寄来给我。那时候，这样的书真的很珍贵，妈说，你拿到幼儿园去，让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也对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就屁颠儿屁颠儿拿给老师看了，如此这般跟老师一说，老师听罢大笑：“哈哈哈，让我讲呀……哈哈哈，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哈哈哈……”她这么一笑，我立刻心里就没底了，从此再不敢提及此事。

“十一”到了，正值幼儿园广大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欣喜若狂，举国同庆之际，我扯扯老师的衣襟，指着她在明晃晃的玻璃上贴的“国庆”两个大红字说：“老师，‘国庆’的‘国’贴倒了。”－－我承认，这次跟我妈无关。

幸亏我的幼儿园生涯不是在江山画上句号的，撤得及时，否则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持续地制造麻烦。

现在想想，其实人家幼儿园的老师也只是识字不多罢了，人家可没以我找茬为名再找我的茬，这样的事儿过去现在的幼儿园可不是没有。我还记得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过我呢：“你看人程家的孩子，刚来的时候哭成个什么了都，现在不也正常模样了吗？”

幼儿园的记忆真的不多了，说到最后还是要感谢在幼儿园期间一直支持我关心我的各色人等，这就又引出一位：那时候幼儿园是不管饭的，在家吃完中饭再回幼儿园睡午觉。有一天中午在去幼儿园的路上，遇到一个江山中学的姐姐，不知道是我姐的同学还是我妈的学生，反正是认识，她低头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幼儿园睡午觉，她对我在幼儿园睡午觉这件事十分好奇，一定要尾随我去幼儿园，亲眼看看我是如何睡午觉的。那时候的夏天是不像现在的，当时大中午的日头下少有人走动，如果没有蝉叫，可谓万籁俱寂。老师悠闲地坐守在教室的门口，我跨过老师的小腿进去，两眼一扫，所有的椅子都让小朋友们占据卧倒了，我便一骨碌滚上了桌子－－椅子睡满睡桌子，这本是幼儿园再平常不过的规矩，只不过那天我碰巧是头一个滚上桌子的，尾随在门口窥视的姐姐见状，竟然破口失声大笑，笑声划破了整个幼儿园的天籁。（续完）

说到江山话，必然得说到爸。跟我相比，爸的语言能力就更不怎样了，四川老家话忘得底儿掉倒也罢了，四川口音倒是保持得很顽固，最典型的就是“N”，“L”不分，令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和爸在江山走在街上，爸会把“给小鸟喝牛奶”说成“给小撩喝流来。”惹得丁江丁忠使劲儿学。

其实，普通话不准也没什么，中国那么大，保证都不跑偏的才多少人呢？关键是，家里有个特别在意咬字发音的妈，多少年来，妈一直对爸耳提面命，有错必纠，象那个著名的打地鼠游戏一样，爸一个字咬错音，立刻脑袋上妈的榔头就砸过来了。面对这等日以继夜的打压围剿，爸却一贯阳奉阴违，抱守不改，长期的反围剿斗争反而造就了他强大的抗打压能力。比如爸刚爆出一句话有咬字不清的嫌疑，自己发现苗头不对，还没等妈发飙，立即以攻为守，大声模仿妈平时的语气，对妈大喊道：“有－鼻－音－哒！”把妈的批评硬生生扼杀在襁褓里。

家庭的影响令我也沾染了恶习：和大部分操南方普通话的人说话，不当面挑对方至少一两个刺儿，就浑身不自在。

就是这样一个爸，当年却对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江山话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那时爸在北京，一年只有大约一个月探亲假来江山，见到爸来，我总是欢欣鼓舞，热情洋溢，整天围着爸转。但只有一件事情令我不胜其烦，就是跟爸上街，爸总是牵着我的手，让我教他说江山话，尤其是颠来倒去地让我用江山话数数。有一次，姐在一旁说，爸用江山话说“五六七八九十”，像不像“我来吃把狗屎”？我听到这个，立刻跑去到处跟小伙伴说，不料姐又不高兴了，回头又来指责我，说哪有这么跟外人说自己爸的。

其实爸并不是想学什么江山话，我觉得爸的这种心理是很容易被揣摩到的：作为一个业已习惯在政治中心服役的军队国家干部，某天忽然来到遥远陌生的南方小县城，看到自己屁大点儿的儿子，居然能说一口让他觉得是类似南蛮方言的古怪地方话，这实在是太新鲜太稀罕了。

相应地，南蛮看我爸也新鲜和稀罕，在江山，正式的解放军军官并不多见，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新鲜和稀罕又更多地表现为崇敬和景仰。那年头，一身军绿是最屌的行头，当年解放军在国民百姓心中的地位，大致可参见目前的北朝鲜现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跟爸去街上补水壶，水壶补好了，可铺子里的大爷硬是不要钱，塞手里都不要，还目光中充满感激地看着我爸－－他应该是觉得，有幸给人民子弟兵补水壶，已经是他极大的荣光了。

其实我那时候也对爸抱有崇敬，不光是因为军人，大部分孩子都曾有一段时期觉得自己的爸爸是无所不能的。有一次，还是在街上，我问爸说：“爸你怕狗吗？”爸说：“给我一根棍子，我就不怕。”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够MAN，毕竟他还得要一根棍子，反正当时我听着，心里特踏实，回家立刻就转述给姐。可惜在此后的人生中，这样印象深刻的父子问答在我脑海中并不多了。

在看到早年的《画皮》电影之前，我的字典里是没有“恐怖”这个词的，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尚幼，无知无畏，另一方面和我在江中期间接受的夜间高密度强化训练有关。

当时有很久一段，爸和姐尚在北京，我和妈相濡以沫于江中。那时候全国上下什么事儿都得先讲政治，叫做政治挂帅，政治活动象吃饭上厕所一样频繁而且规律，江中也不例外，每晚都要开会，一三五学习，二四六讨论。妈把每天六点半之前哄我睡着，视为一项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唯有如此，方可安心离家，移步政治会场。试想我四五六岁一娃，被独自反锁在黑灯瞎火的幽闭小屋，且数年如一日，我要不是小，我要不是傻，我要不是心理素质好，睡眠质量高，我能不害怕么？

所有孩子都盼望自己快快长大，真正的原因是羡慕大人的那些特权。妈对我说：“等你象姐那么大的时候（姐比我大七岁），你就可以九点钟睡觉了。”这话搁今天就等于老板对你说：“等到公司上市，你就可以拿到股权了。”得到这样的承诺，当时我能做到的就是仰躺在床上，望着斑驳的天花板，把遐想九点钟睡觉本身当作一件幸福的事。

大多数这样的夜晚我都能够迅速地入睡直到次日天明，但有几次忽然醒来，睁眼看见屋内居然灯光大亮如白昼－－开会回家的妈，一边吃吃饼干，一边照照镜子，在屋里晃悠，收音机里传来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样的场景和平时醒来司空见惯的大为迥异，以致令我不断产生这样的念头：会不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北京？会不会我现在醒来是在江山，其实我睡下去的时候是在北京？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娃，上帝为我关上一扇卷闸门，必然会为我打开一扇防盗窗。一家四口人，爸妈姐的身高都不超过165cm，可唯独我窜到181.5cm。为什么？不就因为小孩儿睡眠中长个儿的速度比醒着的时候要快得多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结果的产生，也许有我妈高瞻远瞩的主动因素，但多少，也要拜一三五、二四六如火如荼的政治活动所赐。

除了开会、讨论、学习，还有学工、学农、学军。反正教学是没地位的。有一天，妈说要去学农，可以带上我，不过要徒步五里路。那个时候活动范围小，五里路是一个很远的概念，在感觉上大致相当于现在从杭州步行到萧山，因此这一句五里路让我至今深刻铭记。学农是广大教师和红卫兵小将的事，孩子的任务是玩，当时玩了什么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和一个比我大的孩子一起，抓了很多比平时所见大好几倍的蚂蚱。

不知道有没有比我忘性更大的人，我可以做到把整个一门语言忘得一干二净，我指的是江山话。迁居长兴以后，直到上小学，我还能用江山话逗乐同桌和前排，可现在呢？有新员工是江山籍，当她跟同乡讲电话，我眼看着她那两瓣薄唇之间蹦出来一串串车轱辘话，想象着那可是我曾经最熟练运用的交流工具之一，那种感觉，就象从小被拐卖的娃，几十年后忽然见到已经完全陌生的双亲，你张大了嘴，却叫不出一声爹或娘。

    夹在这两块方地中间的路不太宽也不太长，却是学校的中轴线。路边竖着一块大黑板，粉笔字写得好的老师或者学生会抄一些应景的文章在上面，这样的黑板报，当时遍地都是，过来人应该都有印象。在我爸我妈的哺育下，我当时已经能识不少字了，黑板报一般都是常用字，通篇我能念个八九不离十。在那个年代，一小县城，神童的门槛比较低，说句厚脸皮的话，在群众眼里，像我这样就应该算是可以够着点神童的边儿了，毕竟，周围很少有谁会有个在北京的爸爸，定期往千里之外小县城的家里寄《北京儿童》这样的杂志和小人书给娃看。所以，我妈的学生们放学什么的路过这儿如果看到我，总会把我拽到那块大黑板前，让我念黑板报上的文章，一圈儿人围着听，我有不会念卡住的地方，他们就提醒我一下。

    更早，当我初学识字的时候，那些坐在门口悠闲的老师也会逗我和丁忠，让我们用树枝条在地上写自己的名字。记得每次写“民”的时候，我都要一边写一边嘴里念叨：“先画一面旗，然后再这样，这样。”不过，我那面旗总是画得过大。而丁忠，总是嫌自己那个“忠”字下面那个“心”比划难写，有时候干脆就故意不写“心”。

    沿着中轴线往前走，是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准确地说它只是一个方形的开阔地，因为这个操场的四周没有跑道，可能它也不需要跑道，因为学校里的学生们都不在这儿上体育课，或者，那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体育课，都学工学农学军了，我记得这个大大的砂土地面的操场，经常被太阳照得泛着刺眼的白光。有一次，我就在这大操场上一个人扔纸飞机玩，操场边的一个住户，他家的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悠闲地靠着墙边看我玩，我总是一扔，就找不到纸飞机落在哪个方向了，他就在远远的操场边遥控我：往前，往左，往右，再直走……，直到我走到纸飞机跟前。

    再往前走，正对操场的，是一幢较高的房子，横亘于操场和学校的后半部分之间。如果说江山中学的进门像天安门，那它就是太和殿。当然我说的不是规模和形状，是位置关系。因为从江山中学的进门到这儿为止，布局都保持着对称的架势。这房子像一个大裤衩，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通道，但这个通道要比大门口进门的通道明亮开阔得多，可能是因为这个通道比较宽，周围也没有其他建筑遮挡的缘故。

    这儿是我们常来玩得的场所之一，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不是教学区，我们玩得再放肆也不会干扰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这里的水泥地，又很适合我们抽陀螺拍洋片滚铁圈。

    女孩们会在这儿跳猴皮筋儿，着急的时候她们会说“向毛主席保证”。

    我曾经在这儿被一个体育老师托举过头顶，吓得魂飞魄散。

    我甚至还记得通道墙上刷的“毛主席语录”，说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随时要去解放他们。

    有意思的是我还记得这幢大房子屋顶上的黑瓦，因为在黑瓦上面，有一个到我离开江山为止都没有解开的谜。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瓦了，就像当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网球一样。为什么要说到网球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每次从那个司空见惯的操场上走过，都可以望到这幢大房子的屋顶上同样司空见惯的黑瓦，但是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黑瓦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形物，现在想起来，大小如同网球，颜色却是白的，宛如一个不化的雪球。它就那么突如其来地横空出世，让我和丁忠丁江，可能还有我姐，都非常地惊讶：它会是什么呢？这屋顶已经是这一片空间的最高点了，它又是怎么上去的呢？看又看不清，够又够不着，多少次经过，我们都要伸长脖子望着，纳闷地议论一番。

    那时候不像现在，如果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像秒针一样快速跳跃的话，那么那时的生活节奏就像时针一样龟速爬行，环境也可以是多少年如一日没有任何变化。江山中学是我的家，我妈的单位，我姐的校园，也是我和丁忠的圈养地，它几乎是我和小伙伴的大半个世界，而好奇是孩子的天性，我们这些不安的小灵魂们整天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小世界里游荡，这个小世界的无论哪个角落里发生了即使再小的变化，都会让我们莫名地兴奋和悸动。（未完）

    太用力的回忆，会让回忆变得不真实，脑子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曾面对一个测试题，问我脑海里最早的记忆是几岁，我答不上来，但应该是比较靠后了。我们一家四口，出生地分布在祖国版图中西南北四个区域。我有个从军的爸爸，早年我们一家人四处辗转，或两地分居，都和他的军旅生涯有关。那些小时候过往的地方，现在数得上来的，有江西的金坪、上余，浙江的江山，北京的密云。爸妈可能还能多报出几个来，但这对我已经几乎没有意义了，因为对于它们中的大多数，我没有任何记忆，只有相册里的黑白照片能证明我去过。

    脑子里有整块童年记忆的地方只剩浙西南的小县城江山，大概因为在那里住留的时间比较长，年龄也相对较大，现在我都能清晰地回忆出所住江山中学的大部分场景。江中在一条窄街的终端，从校门进去到校园之前有一个像天安门城楼下面那样黑黑的过道，当然它比天安门那个要短得多，没几步路。记得我姐一开始是不跟我和我妈住江山的，她从北京大老远来江山的那一天，我正好在这个校门口黑黑的通道里玩，她一眼就看到我，低下头兴奋而新奇地捧着我的脸。过了这个通道，左右两侧各有一排长长的和校门平行的平房，是教师宿舍。我家在进门右边这排其中的一间，丁忠家在进门左边那排其中的一间。丁忠是我的小伙伴，他比我小十五天，矮我小半个脑袋，但比我结实，江中的老师说他像花生，说我像什么农作物我反而忘了，反正是细长类的一种。丁忠的姐姐叫丁江，大家都说她长得像阿尔巴尼亚姑娘，我现在还珍藏着一张照片，是我们仨在某个夏天并排站着对着太阳照的合影，丁江在最左边，穿着圆点衫；我在中间，穿一件背心，背心上一艘军舰在海洋中翱翔，上方写着：“一定要解放台湾！”；丁忠在右边，他的目光和我们是不一致的，虎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照片里的太阳很大，照得我和丁江向阳眯缝着眼笑，和丁忠的表情形成了反差。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照片后面丁江用红色的笔写了两个字：友谊。我和丁忠结识的缘由，是因为他爸和我爸是战友。记忆里面，丁忠是我在江山唯一的玩伴，所以后面我想用专门的篇幅再写写我和他。至于我妈和丁忠妈为什么都在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江山中学来当老师，我并不是很清楚。

    刚才已经说到进校园了。在进学校的这条道路的两侧，两排教师宿舍的前方，是对称的两块正方形的空地，说是空地，其实上面各植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可能因为那时年纪小，记忆中，它们真是参天大树，后来学到“高耸入云”这个词，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这两棵树。到了结白果的季节，这个学校成群的男学生往上面扔石头，白果的果肉砸得满地都是，发出白果果肉特有的腐烂气味，我却觉得非常好闻。

    这两块方地也是老师和家属们洗衣服做家务的场所，那时候家里都是没有自来水的，每家都只是光秃秃的两间房，如果要洗东西，需要到学校里面的井里打水回来洗。另外，那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家禽，这两块方地也自然成为家禽们觅食踱方步的主要场所。我妈好像养得不多，每次养六只小鸡，等它们刚到青春期，就把它们逐个宰了吃掉。那时候家里没有大男人，每次杀鸡都是找男老师帮着抓鸡。我那时候会喂鸡，我们家招呼小鸡的发音与一般人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乌啄啄啄啄……”的招呼，而是上嘴唇砸吧下嘴唇，发出“吧吧吧吧”的声音来招呼，一听这声音，我们家的小鸡就会蜂拥而至。我还记得我指着隔壁毛芳春老师家的老母鸡问我妈，说它有没有四十岁了，我妈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居然说它有四十岁了，但并没有告诉我它到底有多少岁了。

    家长们在这方地上做家务洗这洗那的时候，我和丁忠就在方地上玩。有一次，我捡到一个东西，悄悄对丁忠说：“看，地雷！”于是我们又继续找，结果收集了很多小地雷，最后我妈看到了，说，“什么小地雷，都是老鼠屎，快扔了！”我老大不情愿，而且不明白，为什么老鼠屎上也有酷似地雷的那种纹路？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这不算什么，据我姐说，丁忠还在马路上捡羊屎蛋吃。

    除了板凳，小马桶是我另一个木制Q友。她和窦文涛以及三聚氰胺奶粉来自同一个发源地河北，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如今为夫婿奔赴沪上，成为滔滔黄浦江边一白领。小马桶的职业是景观设计，说白了就是为万恶的地产商涂脂抹粉，把水中的月说圆，把镜中的花画美，工作之余,致力于古诗词复兴运动。她跟我的共同点是，建博客日久，却疏于打理，蒙尘甚厚。为了勉励自己不偷懒，我曾向她发出“勤更新博客大赛”的倡议，她欣然允诺，条件是改一个字，叫“懒更新博客大赛”。我虽记恨，然法制社会，也奈何不了她。近日经济环境变差，小马桶生意薄凉，时光闲散，最好的朋友凤凰又正在涅槃，没工夫陪她玩，她只好在网上瞎逛，偶阅石康先生关于幸福观一文，颇不以为然，但是她又不认识石康本人，有意见没处说，适见蝌蚪我在线，一肚子不满就倒给了我。我正闹心，没细看，为了搪塞她，便趁机鼓励她发博客上去，顺便把“勤更新博客大赛”生米煮成熟饭。不料她没中招，理由是发博客那就太傻了，我说那我帮她发，把她的意见放我博客上去，傻死她。她说那是傻死我自己。我想也是，就没说什么了。

后来一想，不发就不代表不傻吗？那还是发吧。

石康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没什么新意，只不过是古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解释，如果不是名人，早就湮没在茫茫网海中了（其实也没掀起什么小浪花）。http://blog.qq.com/qzone/622008603/1223456967.htm

下面就是小马桶的发傻牢骚全文。(一字没改，我只是帮她把一段段聊天记录连缀成文。）

他很会说，也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对。

我觉得这个物质基础下边还应该有个基础。像千层饼堆起来的金字塔，一层精神的，一层物质的，这么叠加上去。

他说得不太精准，物质是基础，谁都知道，但是他说的财富是个什么程度，那差别就大了。

他应该来上海看看，上海是个有容乃大的城市，什么阶层的人都有相应的精神追求，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也相信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幸福，这个幸福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是等量的，不分大小的。

说到底，幸福只是种心理感受，跟财富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

我跟着有钱亲戚在高档餐厅吃过几百块一小碗的鱼翅，也去过老城区的几条街，墙上写着“工薪阶层的购物天堂，老百姓的消费乐园”。衣服就摊在地上卖，还有7块钱裤子，街边上有个花鸟市场，里边很多逗蟋蟀的人，大呼小叫的，但是不能确定我们亲戚就比他们感觉幸福多少，据我所知，他们有钱并不快乐。

当然他说“无法想象，两个付不出房租，衣衫单薄，被冬天的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的人，是否还有闲情逸志去感受幸福。 ”是有道理的，这个应该是金字塔的最下边一层，就是人得解决了温饱，但是这层能兜住上边的那层奶油就行了，没必要厚到哪里去。

我有个出租房就可以不被寒风吹，就可以在室内谈论了嘛，没必要非得买了自己的房子再谈。

我现在就在最下边一层，上边还抹了一点点奶油。

等我有了房子，就可以再加一层，然后顶几片生菜叶子。哈哈。

    我有一个女同事名叫王慧卿，我还有一个男同事名叫陈拥有。据陈拥有的闺蜜陈霖透露，目前陈拥有尚未真正拥有王慧卿，但我们平日听到的却是陈拥有公开管王慧卿叫“王爱卿”。一个男同志，在称呼女同志的时候，称呼中含有一个“爱”字，是不是有点不妥？把自己的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我是不赞成的。大家都是年轻人，活泼一点，轻松一点，有一点浪漫情怀，有一点青春冲动，作为领导，我也是理解的，但是，要分场合嘛，陈拥有同志，你已经不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你这么软语呢喃地呼唤女同事，对方会不会在其他同事面前当场脸上泛起潮红呢？会不会影响到类似刘浩那样，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小同志呢？所以，我的建议，男女同志之间的称呼，还是要慎重。你比如说我，我在叫王慧卿同志的时候，我就很风趣地叫她“法国女”，这就很好嘛，因为她之前去法国留过学，所以我给她的这个称号，是对她资历和特长的一个尊重，比“爱卿”的叫法，更贴切，又大方，还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和文艺气息，对不对？虽然法国女一开始对领导的用意不理解，对政策也没有吃透，有一点抵触情绪，报复性地叫我“日本男”，但法国胳膊终究拧不过日本大腿嘛，她最终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给她的称号的。另外，有的同志叫她慧卿姐，我看，也比“爱卿”的叫法合乎情理，像这样的叫法，我们还是鼓励的，允许部分地推广，我最近就已经身先士卒，在一些场合有选择地叫她慧卿姐了嘛。毕竟，做群众的学生，做群众的亲人，是我党的一贯的作风。

    哎，话扯远了，话之所以扯这么远，就是因为话题跟这个法国女有关。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前几天，老李给我们开会，会开到一半，我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玩很幽默的东西，就顺手QQ发给桌对面的法国女了，法国女看了QQ，回给我一个捂嘴狂笑的表情，这本来很正常，但令人发指的是，在发狂笑表情的同时，会议桌前她实际的面部表情，却仿佛在看陈拥有发来的离婚协议书一样，完全是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浪的那种平静和冷峻。这其实都算不上个事，但这两个表情的巨大反差，教会了我两个道理。一个是，做人，要懂得感恩。既然对方跟你说笑话，他一定觉得这个笑话好好玩，真正好玩的东西，里面往往都有智慧，他把这个好玩的智慧拿来跟你分享，他当然期待你也和他一样觉得好玩，至少他的用意是这样的，所以不管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好玩，里面有没有智慧，你一定要说几句称赞的话，至少，你的脸上要呈现一个“好好玩噢”的表情给他看。这不叫虚伪，也不叫拍马屁，这叫做懂得感恩，这是有礼貌，有涵养的表现。但是，决不能像法国女这样，感恩的同时，狠狠地穿了帮。当然，作为一个懂得宽容的领导，我觉得像她这个情况还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发狂笑QQ表情是她好涵养的习惯性流露，脸上毫无表情是她没有在我这个宽容的领导面前掩饰自己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这也还得怪我，毕竟是老李给大家开会忙事业的时候，场合不对。那么它教我的第二个道理是，反过来，当你觉得有一个好好玩好有智慧的东西想跟别人分享时，其实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也许它真的是一个好好玩好有智慧的东西，但也可能只是你自己以为这个东西好好玩好有智慧，它对于别人有可能只不过是个好无聊好乏味的东西，这个时候，别逼着人家都来为它叫好。有共鸣固然好，但是人家不来电，你别一脸不高兴，就觉得人家不懂得感恩，天下的智慧都装你们家一个口袋里似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够伟大了吧，但人家也没逼着全国人民都爱他呀。林彪捣鼓全国老百姓都来喊万万岁，他老人家站城楼上，不是也皱眉头么。天知道你是真的叫好还是表面糊弄背后另有所图呢。换句话说，自恋不是你的错，逼着大家都来恋你，那就是你的不对，也是你的不智慧咯。

    今天不是拿法国女说事，是借法国女说事，按照从前写文章标题的套路，叫做《由法国女说开去》，或者《从法国女想到的》等等。既然借了就要还，放心！陈拥有，我这就把爱卿还给你。 ( 7月份写的，今天才贴上来。）

最近的工作是撰写“贝贝智多星”的电视广告，其中一个创意方向，是可以写孩子抖机灵的段子。其实这不算什么新鲜的招数了，很多年前，当我刚接触广告的时候，就写贝贝智多星了，当时的创意总监程冬就让我编几个孩子抖机灵的小故事，其中一个《说画圆篇》后来被拍出来了。故事大概是说，一小P孩用毛笔画了一圆，顺口就问对面一爷们儿这是什么，爷们儿说不就是圆么，然后爷们儿也画了一个，反过来问小孩这是什么，但他使了个坏，说不许重复。没想这小P孩不但没被难住，反接茬冒出一串顺口溜曰：

算盘的珠子句号的圈，

十五的月亮古代的钱，

数学的零，英语的欧，

娃娃的脸蛋笑没了眼。

那爷们儿当时就傻了：“我怎么没想到！”随后产品登场。

这是一个小智多星的故事，准确地说是小孩嘲弄大人想象力的故事，这顺口溜更像是一首打油诗。打油诗算是文字游戏吗？在我的这个职业圈中，“文字游戏”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半贬义的词，他们觉得这只是创意的低层次手段。但我打小就对“文字游戏”情有独钟，那些从古到今拿文字当游戏的大小例子，总能令我兴致盎然。说到形式，大致有对联、谜语、谐音的字词、打油诗，以及散见于文章会话之中的一些零碎片段，但不包括大多数正经的文字诗词。这些文字游戏的特点就是，在通俗而机巧的语言中闪烁着风趣的智慧。

严格来说，这支广告的小主人公并不像一个当代的孩子，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必胜客欢乐餐厅”吃完外国烧饼之后，又在“神采飞扬”扔游戏币拍机器的二十一世纪小孩会说出这样的话。事实上，它更像某朝某代某村落的大树荫下，一个小放牛和一个酸秀才的对话，真的有点不合时宜，如今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能否成为这样的智多星，应该不会怀有太大的兴趣。

能让我在广告里玩文字游戏的机会并不多，毕竟大部分工作是电视广告，形式决定了它必须以视觉取胜，所谓光影之间，气象万千。不过程冬知道我喜欢文字游戏，在那个鼠年来临之际，把公司贺年卡的贺词文案扔给我，其实是要我为他事先找出来的几个视觉元素配若干文字罢了，而这几个元素是和圆都有关。记得当时我写的是：

鼠年既到，恭贺新禧（米老鼠，三个圆），

问候来自，阳光创意（阳光创意的标志，被咬了一口的太阳）。

新的一年，新的目标（箭靶子，圆套着圆），

努力必有，丰厚收益（铜钱，内方外圆）。

有时候还做一些平面广告，比如房产，比如快销品。当时拟的很多标题，客户虽然接受，但最后被发布广告的媒体毙掉。比如：《吃“acecock”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设有杭州特色的住房主义》、《住房基本法》等等。对于报社审稿的领导来说，这已经不是文字游戏的问题了，我那时候，哪懂这些。

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也郁闷。有一次，写“燕牌中老年奶粉”的TVC，遇到坎儿了，就在稿纸上涂了一首《咏奶牛》：

其一：奶牛啊奶牛，你让我发愁。愁得我摇头，你还把奶流。

其二：奶牛啊奶牛，你在草上走。摇头啊摇头，我不停摇头。

其三：中老年奶粉，真他妈愚蠢，价格这么贵，味道也不怎。

其四：奶牛啊奶牛，全身都是肉。比我好多了，我全是骨头。

放在桌上，被张帆看到了，他拿去给程冬看，结果程冬在客户跟前臊我，说，毛*泽*东有一首《咏梅》，程小民有一首《咏奶牛》。

还写过一些别的，但是写完就丢了，太多太杂想不起来了。现在看这些文案，打油诗，有时都会觉得自己童心得冒傻气。但其实这只不过是我许多“低龄趣味”中的一种罢了。我不是没长大，也不是长不大，我只是比大多数成年人更自私，把本应当属于童年的种种快乐放在心的一个角落里私藏至今，并且，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它的地盘，当然今后也不打算减少。按照陈霖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气质的一部分。

过年回家，听到刚学会说话的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背诵：“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心里会漾出一种莫名的喜悦，尽管我妈妈笑她：都不懂什么意思，都是听我教她念，照着背的。

回溯更早前，在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妈妈订的《小猕猴智力画刊》，里面有徐文长的故事，苏东坡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对联故事。关于对联，每年来我家度暑假，德高望重的外公自然也知道一些。他看我喜欢，有时在饭桌上也会说一二则。当他慢条斯理地说完上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我就猴急地抢接下联：“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老人家喉咙里“嗯”了一声，然后就继续专心地剥盐水虾吃了。

    除非是运气坏到家，在我的经验里，看完一个电影而没有一点收获的机率是很小的。拍一部电影，不像写一篇文章，它的门槛还是高的，没两把刷子，没有多方面的专业人员，没有认真的企划和运营，攒不成电影这个事儿。 

    我当然会有坏运气，但那些让我看完自认倒霉的片子，比如香港的《天堂口》，好莱坞的《雷霆万钧》，大陆的《凤凰》、《理发师》，并不会让我在下一次按PLAY键的时候，觉得会是一次冒险，毕竟，它们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我不是那种一看到什么让我不爽就劈头一句“垃圾”便迅即转身的人。看电影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和不同的人或者事物碰撞，只是为了去寻找对自己已有观念的认同，那你会失去很多汲取新知的机会。进步一定伴随着自我否定的阵痛，反过来讲，抗拒阵痛是人的本能。但是，我现在特别明白，骂别人是容易的，不改变自己是容易的，按照自己的习惯一直思维下去是容易的，但其结果也是很清楚的，它只会让你已经有限的思路越走越窄，在你的身体还没上年纪之前，你的脑袋就已经迅速死掉。

    而上面几部片子，之所以成为我提到的反例，是因为它们从根本就没让我看到一个电影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诚意或者最基本的产品属性。当我被恶心坏了的时候，你可别来问我这玩意儿营养好不好。 

    话题收回来，我的本意是说，一部像样（这很重要）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片、文艺片、恐怖片、动画片、什么什么片……，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剧情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表演、影调风格，还有诸如美术、音乐，场景等等，它们都可能成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理由。纵使一部电影的大部分的元素今天我不喜欢，我也大可不必轻易就把人给灭了，我可不想因此错过为我所喜欢的另一小部分元素驻足停留的机会。这一小部分的元素，小到可以是一句台词，一个不惹眼的配角，一个小小的细节，甚至可以是一闪而过说不清楚的一个什么镜头。               

    有人可能会猜我今天是不是看了一部不够好的片子才会啰嗦这些话。如果是这样，那他只猜对了一半，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我看到的都会是这样的片子。毕竟好电影难得，最心仪的永远只是极少数。判断是不是好电影，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内心有没有再看一遍的强大欲望。除非有特别需要，我不会再光顾那些看过一遍之后自认为一般的电影，但是，其中的那些闪光点，那些小小的感动，快乐的瞬间，那些多多少少的营养，我也不想失去它们，哪怕把它们原样记录下来，哪怕只是为它们写下一两句话。就算是那些不喜欢，有抵抗感的部分，有时候，也会给我某些引导和启发，随手记下若干，也是一种反刍。更不用说那些令我有强大欲望再看一遍的电影，相应的，令我一抒为快的欲望也会更强大一些。 

    当然，得有时间。